唯一遗憾的是受限于杂志版面问题，《燕京文学》刊登的作品主要是以短篇为主，所以在杂志影响力和挖掘、提携新生代作家方面与其他几家一线文学杂志相比，仍有一点差距。
《燕京文学》有如此发展，当然离不开李轻泉这个领导者。
放眼杂志二十多年的历史，老舍先生、赵树理先生的个人威望是高，但要论给《燕京文学》带来的改变，恐怕并没有李轻泉的贡献大。
编辑部的同事们，包括章德宁在内，对于李轻泉的领导能力、专业素养和人品都是非常认可的，现在听说他要离开，第一反应是不希望他走。
第二反应是，《燕京文学》有如今的发展李轻泉有着莫大的功劳，放着自己辛苦经营起来的杂志不管，一头扎进《人民文学》里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。
“理儿是这么个理儿，可这人啊……”周燕如感叹了一句，“谁没有个心结呢？当年老李是被人从《人民文学》赶出来的，他当然想堂堂正正的回去。”
章德宁不由得唏嘘，“二十年了，物是人非。老李再回去，可不见得能拎得动那些老家伙。”
两人正说话的功夫，王洁凑了过来，傅用林凑了过来，“德宁，看看！”
他递过来一份杂志，是天津的《新港》杂志。
中国文学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每个省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刊物，燕京有《燕京文学》、沪上有《沪上文学》、河北有《河北文学》……天津的就叫做《新港》。
《新港》创办于1956年，曾用过《天津文艺》《导报》等刊名，1980年复刊使用了《新港》这个名字，是北方文学界影响力比较大的文学刊物之一。
傅用林递过来这份《新港》是为了让她看上面的一篇文章——《也谈的民族主义》，文章署名是汪曾琪。
七月份《燕京文学》组织笔会，大家在回程的火车上发现了《沪上文学》上的那篇评论文章，被章德宁一撺掇，颇有些同仇敌忾的情绪，相约写点评论给林朝阳站脚助威。
汪曾琪的评论送来的比较晚，八月号上已经采纳了陶玉书和李拓的两篇评论，再多就不合适了，所以他转头便把文章交给了《新港》杂志。
从去年《受戒》石破天惊，汪曾琪在短时间内一跃成为中国文坛炙手可热的作家之一，稿子自然是极受各大杂志欢迎的。
哪怕是一篇评论，《新港》杂志也没有怠慢，以最快的速度发表在了新一期杂志上，并顺利的又跟汪曾琪约了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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